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来源:网络整理 发布于:2020-05-22 09:16

原创 大头费里尼 八部半

文|费里尼

1952,记者很忙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这一年的6月25日,新中国第一家工人新村——上海曹杨新村大门处的电钟进行安装。《解放日报》摄影记者俞创硕站在安装扶梯的约十米处,仰拍留下了影像。

这并非俞创硕第一次来曹杨新村。根据60多年后他留存在底片资料库上标注的时间,之前一天6月24日,在曹杨一村后来那座非常著名的架在曹杨环浜之上的“红桥”上,一对夫妻依桥而立脉脉凝望的镜头永久地留在了他120相机的胶片上。

画面上,两人都露出洁白的牙齿,妻子看上去比丈夫更显得健硕——她更像《良友》画报的某期封面女郎而并非“勤生纱厂女工孔阿菊”(摄影者标记)——是的,目前我能看到的关于那组照片的说明的确这么写着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孔阿菊和丈夫徐真华在曹杨新村“红桥”

在拍完电钟的次日,俞创硕又来到了曹杨新村,在村口的某个制高点上,留下一张“新建工人住宅曹杨新村”的中远景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四天后的7月1日,俞创硕再次找到了孔阿菊和她的丈夫“国营第二纺织机械厂徐真华”。或许之前的照片不那么让他满意。拍摄地点还是“红桥”——不看留下的文字资料,你会误认为和之前“脉脉相望”的是同一天。夫妻俩洋气十足的装束未变,不同的是道具增加,自行车从一辆变成两辆。图片说明:休假日徐真华和孔阿菊骑了自行车一块儿去看电影。和之前摆拍痕迹稍浓的那张比,夫妻骑车的,多了一丝灵逸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就此,在徐真华与孔阿菊的故事里,俞创硕暂时退场。不过仅仅隔了一天,1952年7月3日,俞的同事汪刚再次找到了这对已然十分具备镜头感的夫妻。汪刚的任务显然是“让时光倒转”。在他留下的两幅照片上,第一张的图说为“徐真华和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”,照片上孔阿菊左手抱一个孩子,右手牵一个,手上的已经酣然入睡。徐真华右手提一只皮箱,左脚正踏在楼房进单元门的台阶上。和之前身穿“洋服”在红桥留影不同,夫妻俩这次穿的都是略显皱巴巴的解放服。第二张“徐真华和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,他们愉快地布置着新房”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当然这也不是汪刚第一次进曹杨新村拍摄。就在俞创硕第二次找到徐真华孔阿菊补拍镜头的那天,汪刚也在。时间应该比“看电影”的稍晚,“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陆阿狗与黄梅狗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,他们就在草地上下棋”。照片正中摇着蒲扇的还是徐真华,十分抢镜。他右手边膝上坐着一名胖孩子的应该是陆阿狗,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(我1990年代中采访过陆老,当时他已不在曹杨新村)。

1952:曹杨新村,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

至此,本组照片的时间线基本厘清。历史碎片与影像摆拍犹如硬币的两个面,让我们在将近70年后得以一窥这个城市曾经的色彩。摆拍,然后包浆,也变成了历史。

俞创硕、汪刚这对同事如此钟情同一个题材的原因不难理解。作为新中国样板式的工人新村,曹杨新村(一村)无论在建筑史还是城市史上留下可堪论争的话题都不可谓不丰富。和之后建造的曹杨二村——N村以及之后上海大规模上马的甘泉、宜川、同泰、顺义、石泉、金沙、普陀等仅仅为了解决住房而在建筑上乏善可陈的工人新村相比,红瓦白墙、每公顷的密度仅为278人曹杨一村,是开始,也是结局。

曹杨一村的设计者汪定曾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,1938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硕士学位,1939年回国。建国后,曾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、高级建筑师,主持、指导了上海体育馆和上海宾馆等工程的设计。他还参与了延安中路中苏友好大厦(今上海展览馆)50米大跨度拱形屋盖的设计。